袁崇焕的话语顿时引起了众人的共鸣，大同边镇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前一直是九边最重要的边镇。
大同的地理位置险要，号称东连上谷，南达并恒，西界黄河，北控沙漠，居边隅之要害，归京师之藩屏。
当初北元正是失去了大同，才彻底失去了重返中原的希望。而大同以北是空旷无垠的平原地形，适宜于大军集结，因此不管是中原大军北上，还是蒙古人南下，大同都是必经的咽喉之地。
随着大明武备的松弛，大同边镇的军队也开始迅速的腐败下去了，从明初定额13万余人战兵，5万余马匹的强大军队，到了世宗皇帝时就剩下了8万余人，2万多马匹。
边将不操练军队，却一心想要用马市作为控制蒙古部落入侵的手段。而大同边镇军屯制度的败坏，也使得大同边镇军队人数和实力下降之余，军费的耗用却剧烈的增长了。
明初时，大同边镇每年耗用的军粮近百万石，有一半是军屯所出。但是到了世宗皇帝时，虽然军粮少了30万石，但是军屯的产出却只占了六分之一。
而用于大同边镇的京运年例银从5万两，变成了今天主兵京运年例20多万两，客兵近20万两。
兵员不断减少，而耗费不断增长的背后，是大同边镇边将同文官上下其手，大肆贪污腐败的状况。
虽然几任皇帝都想改变这种状况，但是大同边镇错综复杂的军饷供应体系，和文武官员相互勾结的局面，已经不是派遣一两位官员能够纠正过来的了。
骆养性被派驻大同，大同镇守太监也同时被更换之后，崇祯就开始对大同边军进行调查和人员调整了。
大同地方的文职官员有，总督宣大、山西等处军务，兼理粮饷一员。巡抚大同地方、赞理军务一员。分巡冀北道一员，阳和兵备一员，分守冀北道一员，左卫兵备一员。
而武官方面是，镇守总兵一名，协守副总兵一名。分守九名，游击将军二名，坐营中军官二名，守备三十九名。
而在这两个月内，分巡冀北道，阳和兵备，分守冀北道，左卫兵备四人已经全部调换。协守副总兵以下，守备之上的武官，则已经换了近一半人。
然而，从这些新上任的官员中收集到的情报，却让总参谋部对于大同边军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。
世宗皇帝时还有8万余兵员，2万多马匹的大同边军，现在算上老弱病残也才4万余人，而马匹到还有近万匹，这主要是仰仗了大同马市的便利而已。
按照孙承宗、袁崇焕过往在军中的经历，这4万多人，能有5千精锐已经算是侥幸了。
把这样一只军队拉上战场，还是野战对付蒙古人，这无疑是一场豪赌。如果失败了，林丹汗就可以长驱直入，不管是南下山西，或是东进京城，都将会无可抵挡。
坐在武英殿内的大多数人，都认为脱离坚城的庇护，去同林丹汗打上一场野战，还是为一群蒙古人去作战，显然不是一个好主意。
朱由检敲了敲桌子，然后说道：“为什么你们会认为这场战争我们会失败？我希望总参谋部要牢记一个原则，从战略上我们要藐视对方，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对方。
然而朕翻看了从努尔哈赤起兵以来同我军交战的记录，朕发现，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违背这一原则。
我们总是在战略上无比重视对方，但是在实际的战术上却又无比的轻视对手。这才会出现，每次作战的实施计划，不，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术计划。
只是下达了一个行军目的地的命令，难道也叫作战计划吗？”
崇祯的质问，顿时让这些参谋们哑然了，不管是孙承宗等文官还是几位武官，在经历了这几个月的参谋部组建工作之后，他们认同了皇帝所说的话语，以前那种只言片语的作战命令，根本不能叫做作战计划。
军队行进的路线，沿途后勤的补给，军队和军队分别前进时所要保持的距离等等，让这些官员们重新学习了一次如何安排军队作战。
这些官员们也同时发现了，皇帝所倡导的参谋工作，根本不讲究什么奇谋妙计，个人武勇。只有按部就班的行军，充分的后勤补给，还有在行军途中对各种意外状况的程序化处置方式。
这种详细到繁琐的指示，基本上已经让前线的总兵大帅失去了大部分的指挥权力。但是对于朝廷来说，能够这样服从总参谋指令的军队，无疑是最为可靠的军队。
看着众人默不作声，朱由检才继续说道：“事实上在朕看来，这场仗林丹汗必败，而我方必胜。”
孙承宗终于忍不住问道：“陛下何以如此肯定？”
朱由检充满自信的说道：“林丹汗在辽东面对后金节节败退，连自己的老家都丢了，他没有想着反击后金，夺回家园。反而把战争瞄准了自己在河套的同族，可谓出师无名，这是一败；
不尊从林丹汗命令的，是右翼蒙古部落的首领们，但是林丹汗攻下了归化城、土默川之后，不仅没有安抚、招揽右翼蒙古部落的普通部众，还把这些部众当成了战利品分给了自己的部下，可谓倒行逆施，这是二败；
林丹汗身为蒙古汗国的大汗，不想着如何去保护臣服于自己的部落，反而想要凭借武力夺取手下部落的市赏，这是贪小利而失大义，这是三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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