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工代赈，是中原王朝历朝历代，一种惠而不费的赈灾方式。
比如《晏子春秋》中，齐景公时，晏子筑路寝之台；
唐朝时候，李频任武功令就曾频发官廥庸民浚渠；
欧阳修知颍州时，募饥民大修灌溉陂塘，救饥的同时，兴修了农田水利；
赵忭知越州时，通过修筑工程以赈济；
范仲淹知杭州时，兴造寺庙及修建仓敖等活动，为饥民提供就业佣工机会，从而达到救赈饥民的目的，与晏子修路寝之台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北宋初年，由朝廷出资经营公共设施的观念，徭役制仍大行其道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以徭役方式强征集劳动力来修筑道路、桥梁、水利的方式，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弊端。
因为大规模徭役，很容易造成【多杀士众，竭力民财，天下虚耗，百姓流离】，这对小农经济体系下的中原王朝而言，就意味着更多的风险。
两宋的财经事务体系高度发展，以工代赈这种惠而不费的赈灾方式，逐渐被朝廷和民间所接受。
类似于：【以有余之财以惠贫民，募民兴利，既已恤饥，因之以成就民利】的观点普遍出现。
兴役顺贫富之便，就成了两宋赈济最常用的手段，而不是简单的开仓放粮那么简单。
所以朱祁钰在盐铁会议上，让工部给出一个具体的章程来，这种极其类似‘凯恩斯主义’的经济理论，并非朱祁钰首创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，也是祖宗之法，并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。
更不用出动胡濙这样的洗地利器，进行洗地。
为何大明没有大规模以工代赈的案例？
因为大明朝廷实在是穷的自己都养不活了，地主家都没有余粮，怎么进行以工代赈？
现在大明朝，有钱，豪横！
“陛下，此次冬序的根本，还是钱荒。”于谦在御书房颇为严肃的说出了自己的观点。
大明眼下的冬序，是货币供小于求，而且大明朝廷还欠了八十年的货币债，于谦已经注意到了，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通货紧缩。
解决办法也早就摆在了御书房的长桌上全面征倭和钞法。
全面征倭不现实。
行钞法皇帝不乐意。
于谦其实想再跟陛下分说下钞法之事，可看陛下意兴阑珊的样子，就选择了缄口不言。
直言上谏，是臣子的本务，但是什么时候上谏，如何上谏，是一门技术活。
有的时候，上谏这种事，朝臣和皇帝别上了劲儿，最后会变得拧巴起来，最终导致君臣失和。
洪武二十五年，懿文太子朱标死后，谁来做太子这件事，就提上了日程。
朝臣们其实对皇太孙的朱允炆并不满意，但是白发人送黑发人、经历了丧子之痛的太祖高皇帝，就和朝臣们拧巴了起来，最终蓝玉案爆发。
永乐十九年，大明迁都顺天府，文皇帝和朝臣们又拧巴了起来，最终闹得不可开交。
正统十四年七月，稽戾王朱祁镇执意亲征，兵部尚书邝埜、英国公张辅等人，上奏言事，反对亲征，这又是拧巴到了一起，最终稽戾王亲征，大明有倾覆之虞。
于谦其实很想说，大明眼下可行钞法，度过这次冬序，但是他怕自己这个百官之首，一句话说不对劲儿，皇帝和朝臣们再拧巴起来。
景泰四年，户部和工部争钞法、钱法时，陛下问策，于谦就曾经说过，都可以。
因为眼下陛下春秋鼎盛，膝下有嫡有庶，没有人敢在陛下的眼皮子底下生事。
一时间，于谦也不知道如何开口，就坐在案前喝茶，等待着陛下的决定。
沉默了许久，朱祁钰终于还是开口说起了钱荒之事，这是根本性问题，根本无法饶过去。
朱祁钰的面色颇为沉重的说道：“其实于少保清楚，朕也清楚，仅凭倭国的银山，也仅仅是缓解大明钱荒而已。”
“陛下英明。”于谦知道陛下说的是实情。
大明就像是一个无底洞，无论多少金银砸进去，都如同石沉大海一样。
大明或者说中原王朝，始终无法从小农经济突破到商品经济，究其根本，就是这片土地的货币供应，始终无法满足这片土地如同饕餮一样的肚子。
没有充足的一般等价物，大明不可能从小农经济蜕变到商品经济。
大明还缺铜少银，给贫瘠的大明财经事务雪上加霜。
朱祁钰站起身来，来回踱步，一边走一边说道：“在一般意义上，货币就等同于财富，对于百姓而言如此，对于朝廷而言，亦是如此。”
“固定、流动、留供三种资财之中，货币具有三重属性，甚至在南衙和松江府出现了一种观点，认为没有任何一种资财，都没有金银可靠。”
“住宅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旧贬值；牲畜不加精心照顾就会生病死亡；储藏的食物会变质腐朽。”
“唯有金银恒久远！”
于谦有些疑惑，他斟酌了一番才开口说道：“陛下在去年盐铁会议上说，国力、国富是大明总产出以及来自土地、劳动和可消费资财的年收入。这一点上，臣以为陛下所言甚善。”
“臣以为，并不能一言以蔽之，金银就是财富。”
于谦和陛下是一致的，国家财富并不应该仅仅是金银铜铁这类一般等价物。
朱祁钰和于谦所说的是重商主义的第一原则：财富由金银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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