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然也。”于谦继续说道：“齐鲁两国，往来商贾皆贩帛为生，后来管仲看火候差不多了，关闭了边界，二十四月，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；三年，鲁梁之君便投降了。”
朱祁钰倒是看到过这个典故，有些疑惑的说道：“那齐国不收绨，鲁国百姓继续种田便是，为何会闹到亡国的地步呢？”
于谦低声说道：“陛下啊…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齐国不收绨，多少织户无以为生，又不想种田，只能奔逃齐国。”
“关键的产业被控制在别国之手，则是将生死掌控在他人的手中啊。”
“鞑靼、兀良哈的畜牧，倭国的银矿皆是如此。”
“此乃利柄。”
朱祁钰陷入了沉思之中，于谦的这番话并不难理解，控制其国家经济命脉，在攻伐之时，突然给予重创，其国百姓逃亡，大军再至，就更容易攻打了。
于谦总结性的说道：“绨重谷轻，齐灭鲁国，就是这轻重之术，亦请战衡，战准，战流，战权，战势，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者也。”
管仲经济战把鲁国玩崩了，大明此时如同齐国一样，可以利用经济战最大程度上的削弱敌人，然后以战取胜。
“利柄轻重，好。”朱祁钰不住的点头。
于谦继续说道：“襄王殿下观察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他解释了一个之前我们未曾解决的问题，盐铁议中，陛下曾经提到过谷租，藁税，乡部私求，民弃本逐末，耕者不能半。”
“百姓为什么不肯种地呢？其实在苏松一些地区，也出现了这种耕者不能半的情况。”
“襄王殿下说，一个农民如果不能收获本钱的三倍收成，那么他就懒得种地，如果不能收获本钱的两倍收成，则百姓则会丧乱，稍有征敛，必然引起百姓暴乱和起事，如果人民暴乱之后还施之以刑罚，那就是残杀百姓，即所谓的摲民。”
朱祁钰自然看到了襄王的这段论述。
如果说苏松地区富硕，百姓们不肯种地，但是在贵州，百姓也不肯种地，这就很奇怪，襄王在认真研究后，得出了的结论。
研究云贵百姓起事不断，是襄王在云贵川黔的重要工作，而襄王大约搞明白了其中的道理。
收成太低了。
苏松地区是因为种地的劳动报酬不如去做工，那么贵州等地方不肯种地，则是种了也没用，没啥收获，稍微有点天灾人祸，自然是起事不断。
如果百姓起事，那是君主失道于天下，如果平叛之后，皇帝还要追罚，那就是摲[chàn]民，是虐，是失道，是丢了天下也活该。
襄王就是这么说的，他的利柄轻重论，可不是一味的谗言，而是有很多的规劝。
只要不是要命的事儿，襄王还是很敢说的。
也真的有这么干的，比如宋徽宗平定了方腊起义之后，就开始了恐怖的十抽一杀令，要以杀止暴，最后失道天下，丢了江山。
于谦感慨万千的说道：“《管子》曰：事再其本，民无米（火亶）者卖其子。三其本，若为食。四其本，则乡里给。五其本，则远近通，然后死得葬矣。”
“轻重不调，无米（火亶）之民不可责理，鬻子不可得使，君失其民，父失其子，亡国之数也。”
这也是襄王表达的观点，就是事有轻重，百姓起于阡陌丧乱，为上者应该考虑下是不是政策出了问题，如果君王失去了百姓，就是亡国之君了。
“有理。”朱祁钰十分赞同朱瞻墡的观点。
所以福建有百姓起于阡陌之后，朱祁钰将其过错归咎在了有司，最终将宋彰等人斩首示众，佐以农庄法，恢复生产，还免了一年的正赋，让百姓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。
朱瞻墡、管子、于谦等人所言，朱祁钰所做，其实都是这个道理。
于谦继续说道：“而且襄王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，他还在思忖计省存在的必要。”
“襄王的意思很明确，土地、人丁、常费、货币、乡野、谷物，都要有统计，不懂得统计统筹，想要主持国家，是万万不可能的。”
“管子将其定义为山国轨，曰：田有轨，人有轨，用有轨，乡有轨，人事有轨，币有轨，县有轨，国有轨。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，不可。”
朱瞻墡的论点和管子的论述中多有相似，但是又不太一样。
管子在《山国轨》之中，十分推崇「不征收赋税而满足国家财政需要」，但是朱瞻墡则认为利柄才最为关键。
无论多少也要征税，否则就没人去管理了。
比如朱瞻墡在贵州就对三七、金不换等药材进行征税，而且抽分六分，和市舶司无异。
但是这笔钱朱瞻墡都留在了贵州，对三七、金不换等云贵药材的种植进行育种，再定期把培育好的种子，以低价卖给百姓。
在朱瞻墡眼中，税赋是利柄实现的重要环节，如果不收税，则无人治、更不能治。哪怕是征了税，再退回去呢，也不能不征。
朱瞻墡对钱不是很在乎，他一辈子都没在意过钱多钱少，他认为这是权力的一部分。
朱祁钰笑着说道：“襄王的利柄轻重论，大有可为啊。”
“襄王治贵，日后必然也是一桩美谈。”于谦喝了口茶说道：“陛下，今年会试添了《算学》，能不能添一门《管子》，不计好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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