果然不出刘明昭等人所料，张我权心中对粤督之位还有几分念想，对于劝降完全是不屑一顾。但不知是威胁起了作用，还是张我权故意在虚与委蛇，总之对不破坏广韶铁路的条件满口应允，声称：“为修通此段铁路靡费六七年之功，耗尽全省士绅心血。张某不才，不能施恩惠及全省民众；但身系粤人，断不敢因一己之私拆毁铁路，成为万夫所指！”
得到张我权信誓旦旦的保证之后，接下来大家都秣马厉兵，静候肇庆西江防线局势发生变化。
说到西江防线，那就不能不说到龙济光和他的“济军”。
龙济光出生在云南省蒙自县的一个土司家庭，因为在兄弟中排行老三，承袭土司之位基本无望，成年之后只好到省城昆明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。经过钻营他还真跟一位大人物搭上了关系，那就是时任云贵总督岑毓英的三儿子岑春煊，而且两人关系迅速升温，很快便变得非常密切。尽管随后岑毓英殁于任上，岑春煊扶柩离开云南，龙济光也返回故里办理团练，但他与岑春煊的结识，成为他顺利走上仕途的敲门砖，也成就了他辉煌但不光彩的一生。
曾国藩在家乡大练乡兵，最终率湘勇平定太平天国之乱，博得生前富贵死后哀荣。这个生动的事例曾激励了晚清无数的野心家，包括袁世凯，或许也包括龙济光。他借助土司工资的身份和家资在家乡也编练了两个营的乡兵，并耐心地等待时机的到来。经过漫长时间的等待，他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春天。
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，距离蒙自不远的个旧发生锡矿工人暴动，随即蔓延到临安、石屏等地。龙济光乘势而起，率军参与围剿，并驻守蒙自参赞军机。在暴乱平定后，他以守御之功被擢升为记名知府，加盐运使衔，从没有品阶的乡兵头领一跃成为厅级干部。这也让他初次尝到了“平贼剿匪”的甜头。
此后不久，当年故交岑春煊被朝廷委任为署理两广总督，并严令他迅速平定广西民乱，以免滋蔓。——毕竟那里有太平天国的前车之鉴。岑春煊觉得广西官军完全是兵匪一家，既不可靠，又没什么战力，所以奏经清廷同意，另调云南、广东等外省军队到广西会剿，并且以滇军为主、粤军为辅。
话说回来，滇军的战力在清末至民国确实享誉一时，使得蔡锷、唐继尧、顾品珍、龙云、卢汉等滇系军阀都有底气、有实力与中央政府叫板。而且四川一直处于内乱状态，川军无暇南顾，同时分裂的四川可以作为云南的屏障，抵御中央政府对于西南的掌控，也使得滇系军阀可以明目张胆地不服王化。
在岑春煊调遣的滇军中，自然少不了他的昔日好友龙济光，并允许龙济光在云南招募10个营5000人进入广西参加围剿。龙济光大喜过望，极力扩军后，率部开往广西开始了大肆剿匪。短短几年时间，他先后剿平了广西会党起义、镇南关起义、河口起义等暴乱，他的帽顶子也由记名知府最终升至署理广西提督、广东陆路提督、新军第25镇统制。而他麾下的“济军”更是由最初的10个营扩充到30个营，兵力达到一万五千多人，成为两广地区赫赫有名的一支武力。
辛亥革命爆发后，广东也是蠢蠢欲动，但龙济光却极力抗拒，声称自己世受皇恩，要竭尽臣职以报圣主，企图凭借手中的济军和新军第25镇杀尽革命党人。最后全国形势急转直下，民国大势已成，龙济光才不得不表示赞成革命。
尽管革命党人已在广东掌权，心里对之前血腥镇压革命起义的济军仇恨万分，必欲除之而后快，但民党手中兵力根本不足以与济军匹敌，无奈之下，只好反过来极力笼络龙济光，并不断给济军拨付优厚的粮饷，以保持两者不发生冲突。龙济光也知道两者仇隙颇深，难以久安，日久必然生变，所以主动带着济军离开广州，驻扎于现在的广西梧州。
龙济光的济军主要以从云南带来的土司乡兵为骨干，这些土兵没有经过严格的现代军事训练，也没有多少文化，甚至就是文盲，但他们久经沙场，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每个人手中都有三五条人命，打起仗来毫不畏死，杀起人来更是毫不手软，战力实在不容小觑。这些人年龄大的跟随龙济光已有一二十年，小一些的也有七八年，对于主帅有着盲目的迷信和极强的愚忠，也难以分化离间。
还有一点，就是这些年来济军主要就是在两广活动，杀的也大多是两广民众以及革命党人，所以济军在桂、粤两省凶名昭彰，“能止儿啼”绝不是一句空话！此刻听说济军东下，从粤督胡汉民到普通士兵无不胆战心惊，显然大家都已经有了心理阴影。
但要说最害怕的，自然要数位于粤军与济军交战前线的罗定、肇庆一带兵士民众，毕竟炮弹可不长眼睛。要是济军杀红了眼拿他们泄愤，又或者想借此立威恐吓下游各地不要反抗，他们还能有活路么？还是趁着大战没有爆发，赶紧撒丫子跑吧！从传闻济军出师到济军兵临德庆，罗定、肇庆两地民众已经逃得十室九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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